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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摘 要：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衍生要素,为区域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聚焦要素融合发展视角,以2012-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入探讨数据+人力资本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我国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磨合阶段且不同经济区域差异明显;②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作为单独要素时均具有创新驱动效能,当二者结成要素组合时对创新的赋能强度更显著,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地区要素组合的创新赋能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加速器”;④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可以通过溢出效应赋能区域创新发展,具体表现为技术转移、R&D人员流动两条路径,且前者中介效应占比为6.10%,后者中介效应占比为7.68%;⑤门槛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存在门槛效应,且作用效果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性。

关键词：数据要素;人力资本;耦合协调模型;区域创新;门槛回归

根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专利申请数位居世界第一,然而科技创新实力排名第11位。这说明目前我国依然处于“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的创新困境中,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19]。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对数据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水平如何?二者形成的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如何?

从经济学角度,数据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会改变生产函数的要素构成和相互关系。在生产函数中,数据要素既能够单独作为生产要素,也可以分别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组合,进而对区域创新发展发挥乘数效应[20]。具体分析如下:

结合要素链分析,数字经济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是基于其微观“细胞”——数据要素展开的(宋培等,2023)。数字化推动要素链由传统要素向包括数据在内的更高级要素阶段延伸和升级,丰富的数据要素因其特有的外部性特征成为人力资本实现创新赋能的基础性资源。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突破传统生产活动的时空边界限制,由数据与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组合可借助虚拟载体提供有形服务,延伸技术研发的创新触角。另外,人力资本作为数据资源的编排主体,能够转化与实现数据的战略性价值。资源编排理论强调,对资源与能力的配置甚至比资源和能力本身更加重要,通过有效编排资源和能力,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进而建立竞争优势[21]。

结合创新链分析,根据现有创新链定义及结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尽管创新链模式不断演变,但其本质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如康健和胡祖光[22]强调,创新链的起点是创意孕育,终点是成熟技术产业化。本文认为,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结合能有效打破在线世界和离线世界间的 “藩篱”,数字化平台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拓宽异质性资源获取边界,广泛且深入的创新机会捕获使得知识生产、扩散与应用之间有效匹配、衔接和流转,大大提高思维碰撞的丰富性,推动创新链起点攀升,从源头实现区域创新赋能。另外,人力资本通过数据要素编码从而实现创新成果“嵌入”,这得益于数据要素的低成本复制能够极大降低数据要素使用门槛,加速科研成果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进而有效缩短创新链长度。因此,无论是智慧的沉淀与形成,还是其投入应用,人力资本都是促使数据要素纳入现实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23]。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形成要素组合时,对区域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H2：数据与人力资本均具有创新效能,且二者形成要素组合时作用效果更显著。

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溢出效应日益明显,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其中电子商务成为典型的新业态。在此背景下,Negroponte[24]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数字技术的渗透性将使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呈现出全面数字化。数字情景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种溢出效应,其本质也是隐性创新资源扩散。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条途径:

(1)技术转移。根据熊彼特[25]的创新经济学理论,技术创新成果只有经过扩散和应用才能发挥价值。技术要素循环是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科技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26]。数据作为数字空间中的一种存在,表现为数据库中的一条条记录,人力资本借助数据库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促使数据在数字空间中发生实实在在的转移,该过程映射到现实空间则表现为区域间的技术溢出。一方面,技术转移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持续大规模的技术转移能够深刻影响受让方生产过程,推动该地区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技术转移过程涉及多个创新主体,稳定的转移网络有利于形成范围广且强度高的网络关系,推动区域间实现深度合作及价值创造。

(2)R&D人员流动。数字经济时代,在产生大量劳动力被替代的同时,也为技术人才创造出大量新职业和新岗位,数字经济发展打开了创业就业的新空间,对数字人才的新需求会加剧R&D人员在区域间流动。智力资本是创新活动开展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与先决条件,其重要性超过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创新过程中最关键的稀缺性资源[27]。R&D人员流动隐含着知识跨区域的共享与传播,有助于降低技术创新对地理邻近性的依赖, 产生邻近地理范围内的溢出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数据与人力资本匹配可增强溢出效应,通过促进技术转移与R&D人员流动两条路径赋能区域创新。

伴随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深入,成为推动数智赋能的重要驱动力量。从本质上而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利用微观要素的高效配置,进而促进宏观产业间比例趋于平衡的过程[28]。首先,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夯实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基础。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创造性破坏”,还是数字产业的异军突起,数字情景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传统要素数字化并降低生产要素流动壁垒,进而打破产业间独立性。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以数据赋能为主线的数字改造过程,数字产业化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最终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逻辑,为数据要素高效流通提供基础平台。其次,当产业结构基础条件足够支撑数字经济平稳运行时,“梅特卡夫威力”进一步凸显数据与人力资本组合赋能区域创新的乘数效应。在“以数强实”的发展逻辑下,有利于企业充分发挥自身平台、技术、数据等优势,降低传统区域创新活动拥挤效应外部性的同时,促进创新思维碰撞、创新成果转化,为创新以及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提高,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组合所释放出的创新红利效应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为检验人力资本有效配置数据要素赋能区域创新的直接影响,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Innoit=α0+α1Dit+α2Xit+μi+λt+εit

(1)

其中,Innoit表示省份i在t时期的创新发展水平,Dit表示省份i在t时期的数据—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Xit为控制变量集;λ分别表示个体与年份的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检验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分别以技术转移、R&D人员流动为中介变量(Med),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递归模型以分析渠道效应。

Medit=β0+β1Dit+β2Xit+μi+λt+εit

(2)

Innoit=γ0+γ1Dit+γ2Medit+γ3Xit+μi+λt+εit

(3)

在上述检验基础上,考虑到产业结构水平可能对数据要素配置释放创新红利存在影响,借助经典门槛回归模型讨论数据—人力资本匹配赋能区域创新发展的非线性特征,构建式(4)。

Innoit=η0+η1Dit×I(Industry≤θ)+η2Dit×I(Industry>θ)+η3Xit+μi+λt+εit

(4)

式(4)中,Industry为门槛变量,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θ为门槛值,I(·)是指示函数,在满足括号内条件的情况下,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另外,式(4)为以单门槛为例构建的非线性调节模型,若存在多个门槛值,可推广至多重门槛模型。

3.2.1 被解释变量

区域创新发展水平(Inno)。丰富的创新要素积累有助于保持竞争优势,进而优化创新环境,加快创新成果扩散。因此,本文采用专利存量衡量区域创新发展水平。Popp[29]认为海外回国加速器-华人国内视频影音游戏稳定加速,技术变革主要有两个衡量维度:一个是新知识扩散速度,包括研发、专利获得以及专利应用;另一个是旧知识衰退速度,即新知识代替旧知识的速度。区域专利存量计算方式为:

Tit=

(5)

式(5)中,T表示省份i在t年份的专利存量,PAT为专利总数量,β1、β2分别表示知识衰减率和扩散率,s表示从专利授权到当前时间的时间间隔。β1、β2分别设置为10%和25%。

3.2.2 核心解释变量:数据—人力资本系统耦合协调度(D)

表1为构建的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综合指标体系。

(1)数据要素指标体系。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要素属于无形要素范畴,难以用单一指标准确测度,因此本文从5个方面构建数据要素测度指标:第一,数据研发管理(v1)。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如何确权、安全储存、可信传输以发挥其价值是数据要素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数据要素管理集中体现为人力投入、人力组织掌控以及调配方面。第二,数据应用环境(v2)。数据应用环境是数据要素生产、流通并发挥其融合共生、网络外部性优势的重要外部环境支撑。第三,数据传播共享(v3)。数据已成为资源配置中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但是只有通过传播共享才能够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数据流通有助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大量数据成为企业努力挖掘的 “金矿”,数据传输与处理能力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决定性因素。第四,数字社会推进(v4),考虑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双重因素,主要选取快递业务收入、软件业务收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以此判断数据要素在经济社会与其它领域的融合渗透程度。第五,数字制度保障(v5)。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还存在数据产权界定不清、安全保护落后、分配主体不明确等主要问题,因此政府宏观调控是保证数据要素良好有序生产的重要屏障[30]。

(2)人力资本指标体系。参考现有研究,分别从医疗保障、基础教育、科创能力3个层面构建人力资本综合评价指标[23]。

在构建数据—人力资本要素组合综合评价体系后,进一步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数据要素和人力资本两大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指数。

3.2.3 机制变量

(1)技术转移(Transfer)。技术转移具有定向性,即技术存在功能和效率上的级差,会由高势位向低势位转移,是创新资源溢出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选取技术转让合同项目数衡量技术转移水平。

(2)R&D人员流动(Flow)。作为创新要素主体,R&D人员流动量对区域创新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学者Bogue最早提出人口迁移的 “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指出,人口流动受到迁入地和迁出地两地间拉力与推力的共同作用,即i地区向j地区流动的人员与j地区的吸引力成正比。借鉴宛群超等[33]的研究,利用各地区人均GDP表征本地区对其它地区R&D人员的吸引力,对引力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以下最终模型:

(6)

(7)

式(6)中,Flowij为i地流向j地的R&D流动量;M表征j地的R&D人员数;PGDP表征j地区人均GDP,也即市场机制作用对R&D人员产生的一种拉力。式(7)中,Flow为i地区的R&D人员总流动量。

3.2.4 门槛变量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Industry)。打破以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束缚,实现产业结构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此外,面对更加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最终实现从数量扩张型向绿色低碳的质量提升型转变[34]。综上,分别选取高级化、合理化与绿色化3个子维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进行测算,从而更加符合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转向高集约化的发展要求,具体计算方法见表2。

3.2.5 控制变量

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地区人均实际GDP(取对数)衡量;②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采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衡量;③地方教育水平(Edu),采用各地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④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地区城镇人口年末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衡量;⑤交通基础设施水平(Infra),采用人均占有道路面积衡量。

考虑到统计口径一致性以及数据可得性,选取中国内地的30个省份(西藏因数据不全,未纳入统计)作为最终研究样本,利用2012-202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研究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机理。使用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北京大学开放数据研究平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并对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4为数据—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检验结果。其中,Mdata表示数据要素综合得分,Mhum表示人力资本综合得分。Mdata/ Mhum表示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的比值,以度量数据要素相对人力资本的领先或滞后程度。Dxy表示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其值越大,表示二者耦合协调度水平越高。总体来看,研究期间数据要素水平滞后于同期人力资本水平,但数据要素水平提升较大,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这一结果充分表明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我国数据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得以迅速扩大。

此外,参考尹昌斌等[35]的研究思路,分别以0.3、0.5、0.8、1为分隔点,将要素耦合协调关系划分为拮抗、磨合、耦合与协调4种类型。由测度结果可知,我国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并表现出2012—2016年的“拮抗型”以及2016—2021年的 “磨合型”等阶段性特征。目前,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处于由 “磨合型”向 “耦合型”攀升的阶段。这表明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相互渗透、相互支撑,且研究期间这种相互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表5为我国八大经济区域要素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1)从整体看,虽然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处于攀升阶段,但是依然偏低。根据耦合协调类型,八大经济区域呈现为以沿海地区增长极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格局。除大西北地区及东北地区外,其它六大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螺旋上升演化特征,说明多数地区的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协同作用逐渐增强。

(2)分区域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具体来看,大西北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劣势地位,与三大沿海地区呈现近一倍的差距。大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在研究期间呈现为稳定的拮抗型发展态势。另外,长江中游地区在2019年实现由“拮抗型”向“磨合型”的转变,而沿海地区的要素耦合度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并向耦合型阶段演进。

表6中列(1)—(3)为数据—人力资本组合赋能区域创新的基准估计结果,后续分析以模型(3)为准。可以看出,在逐步纳入不同控制条件后,要素耦合度D的弹性系数始终为正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要素组合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假设H1得证。列(4)和列(5)分别表示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单独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知,数据要素的弹性系数为2.030,而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为1.335,二者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都具有创新驱动效应;就作用强度而言,数据—人力资本组合更胜一筹。据此,假设H2得证。

数据要素特有的技术—经济特征促使其拥有成为创新发展新动能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低成本、非竞争性、易复制等特征是数据要素与传统有形生产要素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是近年来新产业、新业态及新模式得以涌现和发展的重要支撑[10]。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在供需主体间实现数据高效匹配,有助于发挥网络效应的正外部性,提高信息获取和传递效率,最终促进知识创造和技术研发。赖德胜等[36]研究指出,创新红利迸发是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配置联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尽管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可观,但高素质人才流失、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结构性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成为约束创新活动的主要瓶颈之一。最后,符合数字经济时代要求的要素组合对创新效能起到催化剂作用。在以虚拟化方式交易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数字经济时代,高素质人才、人工智能与海量数据相结合,形成先进的数字生产力,生产要素秩序表现为 “数据为王”[37]。人力资本对数据要素的激活是以多样化创新方式投入生产,从而有助于数据要素完全释放创新效能。人口优势与数据优势的结合,有助于数字化加速推进生产智能化、产业高端化、经济耦合化进程[38]。

为提升研究结论可信度,采用3种方法对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首先,替换估计模型,采用FGLS模型再次检验,估计结果见模型(1)。结果显示,要素耦合度D对区域创新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次,改变样本范围,重新估计。为防止异常值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上下5%的缩尾处理。由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剔除异常值后系统耦合度的回归系数减小,但作用方向及显著性不变,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稳健。再次,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由于原始数据无法直接利用,投入生产的数据要素通常是劳动加工后的数据产品,而当期数据要素的作用通常会受到前期数据要素规模的影响,因此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重新进行估计[39]。由模型(3)可知,滞后一期的要素组合耦合度弹性系数为1.297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上述分析结果再次验证所得研究结论稳健,即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组合能够成为驱动地区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虽然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数据—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组合对创新具有显著赋能效果海外回国加速器-华人国内视频影音游戏稳定加速,但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进一步确保结论稳健性,借鉴黄群慧等 [40]的研究,采用各地区1984年每万人电话数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交互项作为组合要素的工具变量(IV),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见表8。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所得研究结论。此外,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即K-LM与Wald F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问题,同时说明工具变量可行,进一步支持原有结论。

参考杨刚强等 [41]的研究,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中不同省市产业数字化水平和数字产业化水平排名,可划分为4组,即低数字产业化—低产业数字化(LL)、低数字产业化—高产业数字化(LH)、高数字产业化—低产业数字化(HL)、高数字产业化-高产业数字化(HH),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9。首先,低数字产业化—低产业数字化与高数字产业化-低产业数字化地区的要素组合存在显著的创新赋能效果,并且随着数字产业化水平提升,创新赋能作用也得到增强,该结论充分表明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创新发展的“加速器”。这是因为,相比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更强调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数字经济的规模化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应用场景、试验环境,带来了经济效益,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内在联动、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转型,重塑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生产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数字密集型转变,促进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形成规模大、效率高的融合式发展[42]。其次,高数字产业化—高产业数字化地区的要素组合存在创新 “负能”作用,但影响并不显著。随着数字经济覆盖广度和深度逐步拓展,对劳动力技能与素质也提出更高要求。有研究指出,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在部门之间不匹配现象较为突出,在数字经济领先发展地区,市场对数字人才需求强劲,人才稀缺和融资困难是企业数字化创新中面临的主要障碍,也是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掣肘因素[43]。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数据与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组合可通过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发展发挥促进作用,并且具体表现为技术转移和R&D人员流动两条路径,回归结果见表10。其中,第(1)—(2)列为技术转移路径检验结果,第(3)—(4)列为R&D人员流动路径检验结果。由技术转移路径检验结果可知,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耦合度D每增加1个单位,将间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0.31个单位,且间接效应占比6.10%。从R&D人员流动路径的检验结果可知,要素耦合度D每增加1个单位, R&D人员流动水平提升0.789个单位,从而间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0.24个单位,间接效应占比7.68%。由此,假设H3得证,即技术转移和R&D人员流动是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这是因为由数据与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组合,其知识性、可封装化有利于技术创新中隐性知识的跨区域共享与传递,能有效消除企业间技术和知识壁垒,加快知识和技术溢出,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44],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根据图3可以看出,区域创新、产业结构与要素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曲面结构,表明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这一变量约束下区域创新赋能效果表现出显著差异。考虑到这一空间异质性,本文分别对全国样本及不同地区子样本进行门槛回归,以综合考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要素耦合赋能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前文分析了要素耦合对区域创新发展存在的正向影响,但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提升是否就一定能够实现持续的创新赋能呢?为回答这一问题,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要素组合释放创新势能的非线性特征,对门限个数、门限值以及门限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1。检验结果表明,全样本以及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且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借助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不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下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的非线性溢出轨迹,回归结果见表12。从整体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在跨越门槛值前后表现出边际递增的动态作用,充分说明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强大创新动能,据此假设H4得证。这是因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伴随传统要素数字化,从而有助于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助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为创新模式演化提供更多可能性。当产业结构基础条件与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创新环境相匹配时,数据要素的“梅特卡夫威力”得以显现,通过与人力资本结合提高知识创造、传播和吸收效率,从而实现创新赋能的倍增效应。分区域看,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跨越门槛值前后,东部地区表现为边际递增的促进作用且要素耦合协调度系数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特征,即跨越门槛前表现为正向影响但是作用并不显著,在跨越门槛值后表现为负向影响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在前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要素禀赋及结构红利使其具有率先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环境优势,有助于提前占领数字经济发展赛道,实现数字赋能“先发于人”。随着万物互联催生数据的爆发式增长,大数据 “摩尔定律”放大了创新驱动发展的 “马太效应”与 “串烧效应”[45]。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正面临区域产业发展基础、高端产业培育能力参差不齐的瓶颈,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尚处于技术创新水平低、内生动力不足的转型困难期,产业结构条件难以支撑数字经济良好有序发展。从数字基建角度分析,目前我国数字基建布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加剧 “数据孤岛”现象,难以为数字经济平稳有序运行提供充分的算力保障,成为束缚中西部地区创新势能发挥的梗阻。

近年来,数据要素的爆炸式增长使其成为驱动创新范式变革的关键性力量,而如何将丰富的潜在创新要素转化为战略性资源对创新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针对这一主题,已有研究探讨了要素融合对创新发展的影响,本文以此作为重要理论基础并对该领域定量分析成果作有益延伸。一方面,对要素融合指标体系作进一步完善和扩充;另一方面,对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衡量采取有别于以专利数量作为表征变量的度量方式,选择以专利存量反映区域创新发展水平,更加突出可持续创新特征,与如今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一脉相承。在阐述数据与人力资本结成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对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实证分析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发展的赋能效果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①时空分布特征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要素组合协调度总体处于磨合阶段,且八大经济区域间发展差距明显;②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据及人力资本作为单独要素均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二者形成要素组合时其创新赋能强度更大,这一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地区,要素组合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赋能”与“负能”两类作用效果;④从内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看,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可以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具体表现为技术转移、R&D人员流动两条作用路径;⑤空间三维拟合结果表明,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变量约束下,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呈现出复杂的曲面结构。引入门槛模型作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全样本及东部、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单门槛作用。

研究结论有助于打通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的梗阻,丰富创新发展的动力体系研究,为我国未来如何促进要素组合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获得的政策启示包括:

(1)促进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深度耦合,打造区域创新可持续竞争优势。一方面,明晰数据要素流通应用的安全边界,积极探索数据流通的交易模式,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确保数据要素流通过程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数字壁垒。另一方面,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育,填补数字人才需求与缺口之间的“沟壑”。同时,高技术人才作为创新主体,要切实立足区域发展需求,充分挖掘数字资源,积极推进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重点培育以数字产业为核心的发展引擎,形成以“技术促创新”的正反馈机制。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加速产业数字化革故鼎新的发展步伐,鼓励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市场,转化为驱动经济创新发展的现实动力。因势利导,发挥区域自身优势,将“负能”梗阻转为“赋能”推手。

(3)重视知识溢出的渠道效应,实现区域创新“双轮驱动”。一方面,政府部门在重点关注本地区创新条件与环境的同时,要加强区域间技术交流,积极搭建协同创新发展平台,打破区域间创新发展的行政壁垒与技术壁垒,特别是要强化要素组合赋能创新发展的外溢效应。另一方面,智力资本作为研发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要加强R&D人员的合理配置。各地政府应按需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鼓励R&D人员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从而扩大创新发展的“地理半径”。

(4)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充分激发数据—人力资本组合要素的“梅特卡夫威力”。科学把握产业结构转型所处阶段,确保产业结构与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环境相匹配,进一步延伸创新溢出的地理半径,最大程度地激发产业结构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由点连成线”,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为增强要素组合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新支点。

本文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有待未来深入探讨:

首先,要素耦合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数据要素所具备的虚拟性、渗透性、可复制性等公共属性使其价值难以准确度量,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数据要素水平测度方法。因此,未来可考虑以数据存储与计算、数据管理、数据流通、数据应用以及数据安全五大核心领域为基准,从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等文本信息中筛选出与上述5个子维度相关的关键词频,汇总后作为数据要素发展水平代理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要素融合水平测度。

其次,要素融合内容有待扩充。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技术、资本通常是被数字赋能后的生产要素,该过程势必涉及数据要素渗透。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分析现阶段数据要素分别与资本、技术的融合水平、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在不同时期和地域呈现出的特征、融合升级后的生产要素对区域创新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以微观要素为重要抓手,确保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赋能。

此外,要素融合与区域创新间的动态关系有待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融合型经济形态,正在逐步模糊创新过程以及创新主体边界。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传统要素实现数字升级后会进一步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当区域创新绩效呈现积极的提高态势时,其反过来又会对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耦合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动态互促的良性循环?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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